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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治“一带一路”的内涵与构建路径
  • [摘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法治理念和法律制度发挥引领和规范作用。建设法治“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全球治理观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贯彻落实,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因应中国对外开放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的重要举措。法治“一带一路”的建设将成为中国对全球治理提供的崭新智慧方案。建设法治“一带一路”,应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指导性原则,加强涉外立法、执法、司法体系建设,推动与东道国相关标准的协调和协同,发挥双边、诸边、多边经贸协议及对接机制的功能,不断加强国际法、国别法的研究和运用。
  • 王灵桂
  • 全文[ PDF 948966.0 MB ] 2022.2(9):3-20  共有 2780 人次浏览
  • 中国共产党百年条约实践:回顾、总结与展望
  • [摘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与条约产生了诸多互动,虽不是国际法上的条约主体,但深刻影响和塑造了中国的条约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条约工作,各个阶段的条约工作各有侧重,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条约观坚持以党的治国理政理论为指导思想,以主权平等为核心,以和平发展为价值取向,以国家利益、个体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统一为追求,以善意遵守和履行国际条约为基础。未来,可从科学合理布局双边条约、循序渐进引领国际立法进程、持之以恒完善条约国内法制等三方面着手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条约工作。
  • 史晓斌、赵艳蕊
  • 全文[ PDF 2472254.0 MB ] 2022.1(9):3-20  共有 2376 人次浏览
  • 国际视野内的中国海难救助立法
  • [摘要]在全球范围内,海难救助立法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时期,《1910年统一海难援助和救助若干法律规定公约》(《1910年救助公约》)的产生,为统一各国的海难救助法律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的通过则将海难救助立法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中国作为《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的缔约国,以该公约为蓝本构建了本国的海难救助制度,但由于立法时的条件所限,中国的立法在制度设计上仍带有较为浓厚的《1910年救助公约》的色彩,以致人们对该项制度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1910年救助公约》的语境之内。为了履行缔约国的义务,更是为了保障海运和贸易事业的健康发展,中国应本着《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确立的鼓励救助的原则,修改和完善现行的海难救助法律制度。
  • 傅廷中
  • 全文[ PDF 1741173.0 MB ] 2022.3(9):17-30  共有 2207 人次浏览
  • 析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的国际法律争端及解决路径
  • [摘要]日本在其非法占领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统治时期强征劳工和施行“慰安妇”制度,严重侵犯了受害者的人权。自20世纪90年代初,韩国受害者开始向日本法院提起索赔诉讼,并在用尽日本法律救济措施后转向韩国法院寻求救济。2011年韩国宪法法院就个人请求权问题作出了支持韩国受害者的判决,此后韩国不同法院相继审判了若干相关案件。对此,韩国与日本各执一词纷争不断,其论争的关键法律问题是1965年《韩日关于解决财产和请求权问题及经济合作的协定》(简称《韩日请求权协定》)所放弃的请求权的范围。该问题关系到韩国受害者的个人索赔问题是否已经通过该条约“得到解决”,其核心是国家权力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处分作为基本人权的个人权利。根据条约解释的一般规范,不能认定韩国受害者的个人索赔请求权已被韩国政府根据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所放弃。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的效力范围不可抵触国际强行法、不可超越缔约主体的权限。虽然韩国受害者具有个人索赔请求权,但由于国家主权豁免和韩国地方法院对日本的司法管辖权等问题,韩国受害者追究日本的责任仍然存在困难和障碍。
  • 管建强 管 悦
  • 全文[ PDF 2235465.0 MB ] 2022.4(9):18-34  共有 1841 人次浏览
  • 中国的海洋法实践:历史与现状
  • [摘要]国际海洋法由几个世纪的各国国家实践缓慢发展而来,中国的国家实践亦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主要是在清朝晚期,遭遇鸦片战争的晚清政府被迫接受和适用了包括海洋法在内的部分国际法。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政府成立之前,中国处于不平等条约秩序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被西方列强大肆侵害,海洋权益被严重侵犯。其间,清朝和民国时期,中国仅有少量有效应用海洋法的实践,包括一些平等的双边条约谈判和加入多边条约的实践。1949年新中国政府成立后,中国完全取得独立的国家地位并对不平等的涉及海洋问题的多边与双边条约进行了或终止或废除或修改的处理,以全面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政府全程参加了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开启了海洋法实践的新时代。作为缔约者之一,中国对制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做出了重要贡献,并通过国内实践全面实施以UNCLOS为代表的国际海洋法。但是,UNCLOS并不能解决全部海洋问题,大量的其他国际条约、习惯法规则和国家实践也在诠释和发展着海洋法。当前,中国继续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主张尊重国家平等意愿,构建以国际法为基础的海洋秩序。
  • 张海文
  • 全文[ PDF 2350985.0 MB ] 2022.6(9):19-35  共有 1340 人次浏览
  • 大国崛起中的跨国司法对话——中国司法如何促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
  • [摘要]在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法院迅速推动其实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广泛的跨国司法对话。这些跨国司法对话展示了中国的“司法智慧”,加强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司法交流与合作,增进了它们对中国司法的了解,增强了它们对中国司法制度的信心,也有助于它们了解中国的国家发展和外交政策。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国司法对话实践尤其是中国组织的法官“研修”项目,展示了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司法对话的多样性及意义。安妮-玛丽·斯劳特最早把跨国司法对话作为国际法上一个独立的理论问题加以分析,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交往中日益重要的一个面向,但其分析存在着应予批判的意识形态偏见。中国的司法制度具有特色,中国组织和参与的跨国司法对话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和借鉴,中国在跨国司法对话方面的实践也揭示了斯劳特理论的不足之处。
  • 蔡从燕、王一斐
  • 全文[ PDF 1850575.0 MB ] 2022.1(9):21-36  共有 2440 人次浏览
  • 中国国家豁免立法中的对等原则:概念内涵、法理依据及制度设计&nb...
  • [摘要]实现对等豁免是中国国家豁免立法的重要考量因素。所谓对等豁免,是将对等原则作为主张或给予国家豁免的适用条件,其不同于国家责任法语境下的反措施,也有别于外交豁免领域的对等原则实践。对等原则作为应对国家豁免规则冲突的法律工具,能够灵活调整国家豁免范围,兼具防御性与进攻性功能。对等豁免不是国家豁免的虚无主义。适用对等原则并不当然导致国家豁免标准的不确定性,也并非所谓的双重或多重标准。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对等豁免的政策主张予以法律化,其适用空间不断扩展。中国国家豁免立法应当结合自身的利益定位在国家豁免规则的“模糊地带”表明立场,与此同时应明确规定对等原则,充实法律工具箱,防范他国恣意否定国家豁免。对于适用对等原则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期性等问题,可以通过法律化的制度设计,细化对等原则适用的情形、程序和条件,将其不利影响控制到最小。
  • 徐树
  • 全文[ PDF 939669.0 MB ] 2022.2(9):21-39  共有 2189 人次浏览
  • 否决权、回避义务与利益平衡——安理会执行国际法院判决的分析
  • [摘要]《联合国宪章》第94条第2款确立了联合国安理会经决议执行国际法院判决的制度。“尼加拉瓜诉美国案”暴露了该制度在实践中规范不明、有法不依等诸多问题,折射出原始文本规范与现实法律适用之间的张力。该制度的核心争议,即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运用规则与表决回避义务适用规则,应当回归《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相关文件,结合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加以分析,形成尊重判决精神、克制否决滥用、谨慎施加表决回避义务的规范性解释。通过采取一种利益平衡的解释方法,判决执行制度将能够尽可能兼顾参与各方的合理关切,避免大国政治对国际司法的不当干预,防止国际司法的政治化滥用,从而追求一种基于国际社会最大共识的正义理念。
  • 何志鹏 赵健舟
  • 全文[ PDF 1651072.0 MB ] 2022.5(9):29-41  共有 1686 人次浏览
  •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制度创新——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经验...
  • [摘要]在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两个语境下,以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为代表的国内自由贸易区建设涉及中央和地方立法事权的纵向配置、涉外法律与国内法律的横向协调以及涉外法律与国际经贸规则的接轨等重大涉外法治问题。1978年以来,为处理好上述涉外法治问题,基于法律形式层面、实用层面和目的层面的立法理性,相关法律制度创新体现出将改革开放嵌入法治框架、涉外法治与国内法治协调发展的趋势,此类制度演进对于理解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
  • 彭岳
  • 全文[ PDF 2834089.0 MB ] 2022.3(9):31-51  共有 1912 人次浏览
  • 国际民航组织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面临的挑战及中国方案
  •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给国际民用航空运输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国际航空旅行、货物流动和供应链受阻,世界经济承压。航空运输的跨国性和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特征,决定了各国无法独自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下国际民用航空运输这一全球问题。国际民航组织虽可协调各国合作,但相关决议和决定缺乏约束力,民航公共卫生国际标准和建议措施不成体系,各国对国际民航组织授权有限且不能有效实施国际标准,这些是全球民航领域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来的共同问题。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中国民航业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全球率先实现国内行业复苏,有关措施已列入国际民航组织的指导材料。中国可继续在国际民航组织提出完善民用航空旅行的全球方案,进一步推动全球民用航空卫生国际标准审计的扩展和完善,促进各国提高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实现全球民航复苏,加强全球民航治理。
  • 丁春宇
  • 全文[ PDF 2289842.0 MB ] 2022.4(9):35-52  共有 1597 人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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